综上三说，义者，乃指人类行为之界限而言，各人为其所当为，止其所当止，即合乎义，则今日所谓权利义务之关系，实已含乎其中。

总括说来，亲属分类既以家族观念为依据，而表现在服制方面的亲属关系，又充分显出与家族制度的连系，因而儒家认为圣人之经纬万端皆从此始。《唐律》,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，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，得立庶以长，不以长者亦如之。

除广义的株连外，与家族有关的，可从两方面看出:①家与家的连坐，公羊僖十九年[[21]]何休注梁君隆刑峻法，一家犯罪，四家坐之，可知春秋时代已有其事。开元十六年改敕诸户籍三年一造，实为现代户籍簿册的创造，其目的即在校察。于是在义理上，一方面视家族为国家的缩影，以严密基础组织;一方面拟国家为家族的扩大，以发挥广大效能，这当然是由于糯家学说促成的。原来，嫁谓女适夫家，娶谓男往取女。礼，可以说是广义的法，欲求民事方面的规范，舍礼殊难得其梗概。

譬如说，民法亲属编既有关于家的规定，刑法分则里又有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的规定，其他间接涉及家族关系的规定，不一而足。丁役本系赋人民的力，但也和户有关。可见自然法派之思想，为主观的、无为的，万物皆处于自然，以宇宙间之自然法为最高原理也。

道家以自然无为论法，而法家则尊重法有最高权，一切须合法。又观其《礼论》篇曰:……规矩者，方圆之至;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因人民思想不能一致，亦即因之减小或竟消失，至如何形成中国人民统一的法制思想，坚强人民的意志与信念，创设完善之法制，训练人民知法守法之精神，俾能挽救中华民族思想之危机，国运之丕泰，此吾辈习律者应格外倡之而努力者也。如明律:大臣亲戚，非奉特旨，不许授官，违者斩。

2.法学全盛时期:礼治思想、礼法合治思想、法治思想各时期，春秋战国时代。唐律有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。

不师知虑，不知前后，魏然而已矣。据《尚书·吕刑》篇: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，曰法。5.法学复兴时期:以本国固有之法学精神，在三民主义之原则下，兼采外国思想适合于国体民情者，制定法律，今日之立法时代。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

[[2]] 今通译为威格摩尔，为美国著名法学家，其代表作为1928年出版的《世界法系概览》，即文中所出现的《世界法律系统大全》。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。清末，虽有各种法之草案，要皆模仿外人，且多未实行，至国府奠都南京，依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，始次第公布各法，成为较完善优美之法典，既与中国以前之法典不同，与世界各国之法典亦不相同，盖其实质不同，形式亦尝有异也。唐律有监主在监守内奸一条，以官吏身份，为奸罪之加重条件。

迨后，李悝著《法经》，内分六篇为盗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、具法汉时萧何又增户法、擅兴法、厩法，名为《九章律》，至曹魏则增为十篇，晋宋齐梁，又增断狱、告劾、系讯诸篇而为二十篇，隋唐时又改为断狱、斗讼,其后宋元明清，在理论上与法之思想，无甚建树，要皆袭成法，故民法、刑法、民事诉讼法，皆相混合。是其立论，谓人性本恶，必用礼义法度以矫饬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，又其《王制》篇曰:……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，足以相兼临者，是养天下之本也。

3.以前的立法，独注意农业社会家庭经济之关系，现在立法则在注重农工的国家民族经济之关系。简单言之，中华民族均感觉国家与自身的责任，日益加重，要自谋出路，自求生命线的演长也，[[8]]分两项述之

其重要者，为英美法(海洋法)系、罗马法(大陆法)系、中国法系、印度法系、回回法系五种，英美法系与罗马法系，今世盛行，中国、印度、回回三法系渐趋衰败。清律:年七十以上，流罪以下收赎，八十以上犯杀人者议定奏闻，取自上裁，盗及伤人亦收赎，余皆勿论。(二)礼治思想礼治之思想，孕育于宗教之仪节，由神权思想，经时代之进化，自然脱化而来。是则儒家以礼让为手段，人才为工具，而企达到法治之目的，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手段，以达到无为为目的，法家以法为手段，达到法治为目的。故施政作法，一切皆以天作则，犹如宗教家之称上帝，以上帝为一切之主宰者相同。故荀子之法制思想，为礼治法治两者之混合。

考世界法系，本甚庞杂。因人民思想不能一致，亦即因之减小或竟消失，至如何形成中国人民统一的法制思想，坚强人民的意志与信念，创设完善之法制，训练人民知法守法之精神，俾能挽救中华民族思想之危机，国运之丕泰，此吾辈习律者应格外倡之而努力者也。

治法则以礼让为本，政清为辅，[[6]]注意感化教育主义，不采惩罚制裁主义，其与现代法制之精神，实相符合，其目的不外欲将民族人格提高，养成健全不紊之社会，其主张礼治之理由:1.人民知理，养成道德习惯，防恶于未然。又曰: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心，强其骨……我无情而民自清。

惟因法系思想因时势之变化而进化，或因种族、宗教、邦国之混合，而成为一集合系统者，如回回法系与印度法系，斯拉夫法系、罗马法系与德意志法系，中国法系与日本法系等混合，但姑且不论其分类之差别如何，而我中华法系，固自成系统也。又如《慎子佚文》曰:法者，所以齐天下之动，至公大定之制也。

(二)法律应以民族为基础凡一法律，必适合其民族之风俗习惯及固有道德、特色彩色，即应以我民族经过的特殊之历史传统、民族的特殊之魂魄性格，尤其是生活规范性的道德、法制、风俗习惯、宗教等民族性格为法制之标准。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:《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》,第448-456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现在我国，究竟系何时代，应基于何种思想，而创设一种新法系。观诸以上所举，儒家之政治，在以身作则。

曰:‘知不知，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。立君上，明礼义，为性恶也。

3.以前的立法，独注意农业社会家庭经济之关系，现在立法则在注重农工的国家民族经济之关系。由上述两点，即可说明我国法学应改造之途径，兹更分析如下:1.中国历代制礼立法，完全立于家族制度的基础上，现在的立法，是立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基础上。

……故性善则去圣王，息礼义矣;性恶则与圣王，贵礼义矣。唐律有监主在监守内奸一条，以官吏身份，为奸罪之加重条件。

唐律:妇女怀孕未产，而拷决者杖一百。西律主重个人权利义务，故拥护资本主义，我法则不拥护资本主义，且反限制之，对于债务，西律有损害赔偿之规定，我国则否。一、绪 言法律为一民族社会文化之活动的准绳，关系于整个社会秩序之安定与否，因之关系于国家之生存与灭亡。是有九刑，自不待言，且据《康诰》所记成王对康叔封之言曰:非汝封劓、刖人，无或劓刵，是周在尧舜之五刑中，又加以约刵刑也，而《费誓》篇中汝则有常刑，有六刑，有无余刑足见周代刑之綦严也。

盖老子认宇宙之间一切清净无为，而民自治，自然法即为人类之行为的标准，不待人治而后始能自治之义，慎到亦主张万物当各随其性，任其自然生存，庄子之《天下篇》，记其学说曰:彭蒙、田骈、慎到……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，知万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

且法制之固有思想，亦多受外来思想之打击，系统中断甚或丧失，至国民革命、清帝退位，中国本有复兴之机会，乃因军阀政客之争权夺利，仍一无所成，俟国府奠都南京，感国难之严重，思想之危机，乃群相企图法治，恢复我国本位之文化，复兴中华法系之思想与地位，不得完全模仿外人，而须注意自创。其次如孟子、曾子，皆继承儒家之系统，更以孟子之论法，不仅注重礼仪，且更注重社会政策之救济，其言曰: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，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;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也。

建立中华新法系，以法制思想训练民族之精神，更不得缓焉。[[6]] 疑为作者笔误，此处应当为政刑为辅[[7]] 此处系作者笔误，应为《名例律》。